当天晚上，一辆黑色轿车驶进了国防科委招待所大院，从车里下来一位三十多岁的穿便服的男子，径直走进了招待所所长办公室。
    几分钟后，已经躺在床上的黄松接到招待所所长打来的电话，请他马上去所长办公室。
    黄松走进办公室，那男子站起来跟他握手：“黄松同志，你好！我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说着，他亮出了证件。
    招待所所长知趣地走了出去，还掩上了房门。
    来人说：“黄松同志，领导委派我来向你了解一下关于‘g-1107’失窃案的情况。”
    黄松在知晓对方的身份后，已经猜到了对方的来意，他心里颇感忐忑。
    是周领导不知道这桩案件呢，还是知道这桩案件而不知道宋鲁川涉嫌被隔离审查的事，白天在人民大会堂听说了而派人来了解？
    如果宋鲁川是被错误怀疑的，而且一隔离还出了事，那保卫部这下子可惨了！
    忐忑归忐忑，说还得说。
    于是便把林仲武打长途电话向他汇报的有关情况一五一十叙述了一遍。
    对方听得很仔细，待黄松说完后又问了几个细节问题，之后很客气地告辞而去。
    轿车驶回去，那位工作人员来到这边，向周领导汇报了黄松所陈述的情况。
    周领导听了，皱着眉头沉思不语。
    好一会儿，他才唤来工作人员，吩咐道：“你立刻挂通谢部长的电话，我要跟他通个话。”
    谢富治当过兵。
    这些部门，周领导都未直接领导过。
    因此，领导跟谢富治的关系算不上“老”，也谈不上个人交情。
    周领导对待这种下属，通常是随和而又严肃，热情而有分寸。
    见面时对方如无意外，一般不拉家常，直截了当把话切入了正题。
    “富治同志，我听说‘906厂’所造的原子弹部件‘g-1107’失窃。
    这个案件，上面知道吗？”
    谢富治回答道：“领导，这个案件我是知道的，三天前发生时该厂就报告公安部了，国防科委也立即向公安部通报了案情。”
    领导：“部门采取了什么措施？”
    谢富治：“我考虑到‘906厂’是属于国防科委辖管的保密工厂，他们没有提出要求，也就没有派员过去。”
    周领导的声音里透着毫不掩饰的恼怒：“‘906厂’虽属国防科委管，但并不是军队编制，全厂上下没一个人是穿军装的。
    非军事单位发生如此重大的案件，已经上报公安部了，你还不管，这符合哪条规定？真是乱弹琴！”
    周领导修养极好，即使十分恼怒也从不骂人，“乱弹琴”是从他口中出现的最高一级的发泄。
    谢有点心慌，动了动嘴唇想作解释。
    周领导已经接着往下说了：“丢失的是原子弹重要部件，如果落在敌特手里，后患无穷！
    就是‘906厂’、你、我的大错误，我们怎么向中央向人民交待？
    即便退一步说是刑事案件，给国家造成的政治损失、经济损失也是特别巨大的！”
    “领导，这个案件‘906厂’保卫部已经在进行侦查了。”
    “如此重大的案件，靠一个工厂的保卫部门的力量就能解决了？
    公安部要派人下去，派一支由刑侦专家和优秀侦查员组成的侦查小组去‘906厂’！
    越快越好，坐飞机过去！”
    “好，我这就去布置。”
    “侦查小组下去以后，要独立办案。
    从明天起，有关该案的侦查进展情况，每天向我报告一次。”
    “明白！”
    次日下午，公安部侦查组一行8人抵达“906厂”。
    谢富治遵照周领导的指示，选派了一支由刑侦专家和优秀侦查员组成的侦查小组。
    组长，由公安部刑侦局资深刑侦专家张克丰担任。
    7名组员中，李度、欧阳昆、杜非庸三位是刑侦专家，其余四位也都是具有丰富刑侦实践并多次立功的优秀侦查员。
    侦查组一到“906厂”，立刻听取保卫部副部长林仲武关于“g-1107”失窃案情况的介绍。
    这三天中，“906厂”专案组围绕宋鲁川的疑点进行多次调查、讯问，但案情没有丝毫进展，宋鲁川以沉默来对付专案组的讯问。
    林仲武眼见期限将近，心里不禁着急起来，现在见公安部派来了侦查组，自是高兴，把情况介绍得甚为详尽。
    侦查组听过情况介绍后，随即调来全部卷宗，连夜翻阅，接着就举行了案情分析会。
    侦查组长张克丰先前已从林仲武口中得知宋鲁川的履历，认为从宋鲁川的一贯表现来看，缺乏盗窃“g-1107”的犯罪动机，他的沉默很有可能是另有隐情。
    这隐情一般说来不会和本案有关。
    因此，盯着宋鲁川的办案方向是错误的，应当另辟蹊径去解开失窃疑团。
    这条蹊径怎样辟法？
    刑侦专家欧阳昆亮出了见解：宋鲁川的儿子宋小川写的那份材料有漏洞。
    他称看见父亲拿了一个白晃晃的罐罐回家，不一会儿又拿出去了。
    从办案的规律来说，宋小川的揭发应该有这样的细节——那罐罐是用什么东西包着的？
    有多大？
    什么形状？
    如果揭发人没有想到，办案人应当问及并且提醒其在材料中写上。
    但宋小川的这份材料中却没有这种细节。
    因此，应当找宋小川当面问一问，弄清楚究竟是谁在里面做的手脚。
    这个做手脚的人很有可能跟该案有关。
    从他那里查起，就有希望查出线索来了。
    欧阳昆的观点得到侦查组其他成员的一致赞同。
    于是马上找来生活后勤处的一位值班科长，向他了解宋小川的情况。
    那个科长向侦查组介绍了宋小川的情况。
    宋鲁川没结过婚，宋小川是他一位战友的儿子。
    那位战友在抗战中期儿子刚满一岁时与其妻双双战死于沙场，宋鲁川便把孩子收养下来，取名宋小川，作为自己的儿子。
    宋小川长到五六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成了半傻子。
    但宋鲁川非常疼爱他，一直把他带在自己身边。
    1963年宋鲁川来“906厂”时，把宋小川也带来了。
    宋小川已经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了，仍是一副傻乎乎的样子。
    按理说，这种角色是不能安排在“906厂”的。
    但是，厂长看在宋鲁川的脸面上，破例接纳下来，让他去生活后勤处下面的饲养场养猪。
    侦查组一听宋小川是这么一个角色，愈加对出自其手的笔迹歪歪斜斜的《揭发材料》产生了怀疑。
    也对通过找宋小川谈话能发现本案线索的观点增添了信心。
    当下便议定了调查方案，张克丰指定刑侦专家杜非庸和侦查员老喻次日上午去找宋小川。
    其时已是午夜时分，众人便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