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蒙古国灭了南宋
作者:丁凡星   历史追光者最新章节     
    在 12 世纪至 13 世纪的中国,政治格局纷繁复杂。当时主要的政权有占据北方大片领土的金国、偏安江南的南宋、位于西北的西夏以及地处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等地的大理,还有在北方草原崛起且不断扩张的蒙古国。
    蒙古部落早期分散游牧,1206 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他建国后,颁布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大扎撒》,统一了蒙古语言文字,极大增强了蒙古的实力和凝聚力。
    就在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并建立大蒙古国的同时,在南宋,也有一位人物在仕途之路上奋进。他便是余嵘。
    余嵘(1162—1237),南宋衢州龙游人,是余端礼之子。他考取进士及第走上仕途。
    余嵘官至宝谟阁学士,他继承父亲成为当时的名卿,真德秀对他颇为器重。其仕途经历丰富,曾担任过南剑州太守、大理太常少卿兼礼部侍郎、国子祭酒、建康等府知府、江东安抚使、潭州知州、敷文阁学士、兵部尚书等职,最后以光禄大夫退休。
    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 年)十二月甲辰,余嵘同签书枢密院事。他在向皇帝进言时,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如任用贤才、大臣应开诚布公、财利方面应损上益下、反对和议需斩使焚币、强调不可让宦官干预政事等。
    在嘉定四年(1211 年),余嵘肩负出使金国的使命。当时的局势复杂多变,蒙古逐渐崛起并对金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余嵘在出使途中,试图与蒙古方面取得联系,其目的可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北方局势,为南宋的决策提供更多的参考和应对策略。然而,他的行动遭遇了金军的溃败,这使得局势更加混乱和危险。不仅如此,他的举动还被金人察觉,最终导致未能成功与蒙古建立联系。
    回国之后,余嵘向宋宁宗上奏。他在奏报中清晰地指明了蒙古的强大势力以及金国的衰落态势。基于对局势的深刻洞察,他向朝廷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即做好备边自治。这意味着南宋需要加强边境的防御,同时整顿内部,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和军事准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和潜在威胁。
    此后,金军在野狐岭、会河堡会战中惨败,金国举朝南迁,放弃诸多战略要地,导致粮食供给困难。
    金国南侵南宋时,四川方向,名将完颜阿邻战死蜀口;京湖方向,猛将黄掴阿鲁答被俘;两淮战区,时全更是“一军全没”。正如《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近丧”,“枢府武骑尽于南”。
    这场宋金战争一打就是七年。金国不仅未能达到“取偿于宋”的目的,反而损失巨大。而且此前蒙古进攻西夏时,西夏曾向金国求救,但金国却趁火打劫,以致后来金国入侵南宋时,西夏坚定地站在了南宋一边。
    自金朝汴京被蒙古军队围困开始,蒙古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南宋,提议双方联合起来消灭金朝。
    对于蒙古的提议,南宋朝廷内部存在不同的意见,经过一番讨论和权衡,南宋最终决定与蒙古联合灭金。
    南宋与蒙古签订的联合灭金协议对历史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自汴京被围起,蒙古多次遣使至南宋,约以联合灭金。南宋朝廷意见不一,最终决定联蒙灭金,双方达成协议,蒙古应允灭金后将河南归还南宋。
    这一协议加速了金国的灭亡,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但,南宋失去了金国这一北方屏障,直接面对强大的蒙古,使其在战略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协议使得南宋与蒙古在短期内合作,但也让蒙古更加了解南宋的军事部署和防御弱点,为日后蒙古对南宋的进攻提供了便利。
    在领土方面,虽然协议约定灭金后河南归南宋,但蒙古后来并未完全兑现承诺,双方在领土归属问题上产生了诸多争端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战争导致了大量的人口迁徙和经济破坏,加重了南宋的经济负担,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南宋与蒙古签订的协议在短期内实现了灭金的目标,但从长远来看,却给南宋带来了更为严峻的外部威胁和诸多内部问题,对南宋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不利影响。
    金天兴二年(1233 年),蒙军占领汴京,金哀宗出逃至归德,后转至蔡州。宋军主攻南面,蒙军围攻其余三面。在宋蒙联军的持续围攻下,蔡州城的防御渐被瓦解。
    天兴三年(1234 年)正月,宋蒙两军分别从南门和西门攻入蔡州城,金哀宗传位后自缢,完颜承麟也战死,金国灭亡。
    金国灭亡后,南宋与蒙古的关系从合作转向对立。蒙古将目标对准了南宋。
    公元 1251 年,蒙哥继承汗位,开始着手攻灭南宋。公元 1258 年,蒙哥亲率大军分三路进攻南宋。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塔察儿进攻两淮,兀良合台从云南经广西北上。
    公元 1267 年,蒙古大军开始围攻南宋的军事重镇襄阳。这座城对于南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防线。当时的南宋皇帝宋度宗昏庸无能,整日沉迷于酒色,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朝廷内部更是腐败不堪,权臣当道,相互倾轧,为了自身的利益不顾国家的安危。
    襄阳城内,守将吕文焕率领军民拼死抵抗。城墙上,士兵们严阵以待。蒙古军如潮水般涌来,喊杀声震耳欲聋。双方的箭矢在天空交错,如飞蝗般密集。蒙古军架起云梯,试图爬上城墙,宋军则奋力推倒云梯,将滚木礌石砸向敌军。战场上鲜血四溅,厮杀声不绝于耳。
    南宋朝廷内部的支援不力,贾似道等权臣隐瞒战况、延误战机。公元 1273 年,襄阳城在坚守六年后终被攻破。
    公元 1274 年,宋度宗驾崩,四岁的宋恭帝即位,太皇太后谢氏垂帘听政,但朝廷依旧混乱不堪。
    第二年丁家洲之战,蒙古大军顺江而下,南宋权臣贾似道率军迎战。贾似道作为指挥官,在战斗中只顾自己逃命,毫无指挥之能。他的逃跑导致宋军失去指挥核心,士兵们惊慌失措,纷纷逃窜。
    宋军兵力众多,蒙古军相对较少。这是一场关系南宋存亡的重要战役,宋军的溃败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但在一些地方,仍有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抵抗蒙古军。李庭芝担任扬州地方长官。面对蒙古大军压境,其率领的兵力虽处于劣势且难以确切统计,但他坚决拒绝投降。
    当蒙古军遣使劝降,许以高官厚禄,李庭芝毅然斩杀来使,表明绝不投降的坚定决心。随后,他积极组织军民修缮城池、加强城防工事,还全力囤积粮草和武器。
    他亲自率领士兵日夜巡逻,在战场上更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不断鼓舞士气,激励将士们坚守城池。即便在战况危急、粮草匮乏的艰难时刻,李庭芝也坚决拒绝蒙古军的劝降条件,始终坚守扬州,毫不退缩。城中百姓深受其感染,积极支持,为守军提供物资援助。
    尽管如此,南宋朝廷内部的权谋斗争从未停止。一些官员为了自保,不惜向蒙古求和。
    在南宋抵抗元军的漫长进程中,众多仁人志士挺身而出。
    1276 年临安沦陷,南宋朝廷投降,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义军,奋勇抗敌。文天祥却转战福建、广东,坚决不降。他在五坡岭被俘,拒绝招降,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诗句。
    蒙古大军兵临临安,南宋朝廷求和不成,谢太后带着宋恭帝出城投降。但仍有忠臣义士不愿屈服,文天祥、陆秀夫等拥立益王赵昰、卫王赵昺,继续在南方抵抗。
    公元 1279 年,崖山海战惨烈上演。海面上,波涛汹涌,狂风怒号。
    宋军最后的抵抗力量在张世杰的指挥下,与来势汹汹的蒙古军拼死一搏。陆秀夫陪伴着幼帝赵昺,神色凝重。
    一艘艘战船在海面上激烈交错,喊杀声、炮鸣声震耳欲聋。宋军将士们个个面容刚毅,眼中燃烧着不屈的火焰。尽管他们深知敌众我寡,败局几近注定,但他们毫无退缩之意。
    张世杰身先士卒,在船头大声呼喊,激励着将士们奋勇作战。陆秀夫紧紧守护着幼帝,准备与大宋共存亡。
    战斗愈发激烈,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宋军的战船在蒙古军的猛烈攻击下,不断受损,然而将士们依旧拼死杀敌,用血肉之躯抵挡着敌人的进攻。
    最终,宋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陆秀夫背负幼帝赵昺投海殉国,张世杰在奋战后也壮烈牺牲。这场惨烈的战役,为南宋的历史画上了悲壮的句号。但宋军将士们英勇无畏、舍生取义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
    南宋灭亡时,元军大肆搜刮财物。仅临安皇宫中,被掠夺的金银珠宝价值就达数百万两,绫罗绸缎更是多达数以万计,古玩字画、珍稀典籍、精美家具等也被元军抢走,百姓家中财物也被搜刮,致使无数家庭一贫如洗,社会陷入混乱和痛苦之中。
    元朝并未把临安作为政治中心,而是以大都(今北京)作为政治中心。
    东京城在北宋时期确实繁华,有着发达的商业和海上贸易。历经朝代更迭和战乱,其繁荣程度逐渐衰落。在元朝时期,东京城已不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其商业和贸易虽然仍有一定规模,但已无法与北宋时期的辉煌相提并论。元朝更注重通过大运河等交通枢纽来发展北方的经济和贸易,对东京城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将都城定在大都,在那里实施对全国的统治和管理。大都成为元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集中了重要的政府机构、官员和资源。
    南宋的灭亡,标志着元朝实现了大一统,结束了自唐末以来长期的分裂局面。但对于南宋人民来说,这是一段充满血泪和抗争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