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汉朝初期，因沿用秦朝的军功爵制，朝中大权皆由开国功臣所把持，虽然汉高祖刘邦也曾多次下诏招贤纳士，但不仅数量较之开国功臣太少，而且职位普遍较低，对于开国功勋的权势影响极小。
    直到汉文帝即位以后，因为对功臣权势过大的忌惮，为了稳固皇位，稀释功勋集团的权力，这才开始大力纳贤取士。
    当然，汉文帝提拔官员，并非一味只看出身和忠心程度，同样极为重视才能，且能够做到知人善任。正因如此，汉文帝才能在逐步收权的同时，将朝政打理的井井有条，其中的典型便是对于张释之和贾谊的任用。
    张释之是南阳郡堵阳县人，家中颇有资财，于是通过捐官出任郎骑。由于没有背景，加上吕后执政以来朝局动荡，以致张释之入仕十年，钱没少花，却始终难得升迁，于是便打算辞官回家，素知其德才兼备的中郎将袁盎，便向汉文帝推荐了张释之。
    汉文帝于是召见张释之考察其才能，张释之先是陈说治国方略、利国大计，汉文帝见其满口国家大政方针，多有空想之语，便命其不要高谈阔论，而要贴近实际，提一些能够立刻实现的建议。张释之便改变策略，就秦亡汉兴之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很高的改变措施，汉文帝听后十分满意，认为其果有才干，遂任命其担任谒者仆射，主掌上传下达之事。
    刘恒于上林苑观虎，向上林尉询问虎圈事务，上林尉难以回答，看管虎圈的啬夫则对答如流，文帝因此认为上林尉不合格，便让张释之传诏以啬夫取代上林尉，张释之则认为如果因为啬夫伶牙俐齿就越级提拔，容易形成不正之风，汉文帝于是采纳了张释之的意见，取消了任命。
    汉文帝见张释之敢于直言，归途中又考察了一番他的才能，感觉非常满意，不久便将其升任公车令，掌管司马门和夜间巡视宫中。
    担任公车令期间，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揖没有按照制度在司马门下车，张释之却丝毫不理会对方的身份，直接带人阻止两人入宫，并向汉文帝弹劾两人，以至于汉文帝甚至不得不摘下帽子亲自赔罪，承诺今后必定严加管教，而薄太后更是亲自下达赦令，张释之这才放人。
    汉文帝见张释之执法不畏强权，便又先后任命其为中大夫和中郎将。后来，汉文帝前往霸陵查看自己的陵墓，并对大臣们说，“用北山的石头作为棺椁，以切碎的苎麻丝絮堵住缝隙，再用漆粘涂在上面，难道还有人能够打开吗？”大臣们闻言连连称是，全都随声附和。
    张释之却不合时宜的进谏说，“如果棺椁里有能够引起人们贪念的东西，即使封铸南山做为棺椁，也会有缝隙；如果里面没有能够引发人们贪念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直接给汉文帝浇了一盆冷水。
    虽然张释之常常犯颜直谏，但汉文帝非但没有恼怒，反而对他的正直敢言极为欣赏，因此后来又升任他为廷尉。对于性格刚正，执法严明的张释之来说，主掌司法事务的廷尉的确是最为合适的职位，而“执法不阿”的张释之也确实没有辜负汉文帝的信任，始终兢兢业业、公正廉明。
    贾谊是洛阳人，从小就聪明伶俐，从年少时起便颇有才名，后师从荀况的学生张苍。年纪渐长，河南郡守吴公听闻其名，将其召入门下，在贾谊的辅佐下，河南郡治理地方的政绩被评为天下第一。
    汉文帝即位后，听闻河南郡治理有方，便擢升吴公为廷尉。对贾谊十分器重的吴公，便又将贾谊推荐给了求贤若渴的汉文帝。汉文帝因此征召贾谊为博士，当时年仅二十一岁的贾谊，乃是众博士中最为年轻的一位。
    贾谊不仅年少成名，而且自身确实有才能，在担任博士期间，每当汉文帝提出问题让众人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并能针对性的提出意见，不仅因此得到了同侪的一致赞许，而且博得了汉文帝的欣赏，从而得以被破格提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被提拔为了太中大夫。
    不过，也正是由于贾谊太过年轻，缺乏施政经验，导致他虽然常常有独到见解，但考虑事务往往不够全面，在制定一些政策时，通常只考虑了实行之后能够取得的成效，但并未考虑到可能带来的危害，以至于其自身显得太过锋芒毕露。
    例如贾谊提出的礼制改革，作为一个刚刚入仕不久的臣子，敢于挑战历史遗留问题，确实勇气可嘉，且礼制改革的确对于树立皇帝权威有所帮助，但这个策略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其中提到的“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甚至极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负面效果。
    秦汉以来，由于大力推行军功爵制，朝中功勋老臣多以战功封爵，且绝大多数都是泥腿子出身，他们不修礼法，注重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哪怕是在朝会、祭祀这种庄严时刻，这些功臣宿将也难以做到尊卑有序，动辄吵成一团，甚至拳脚相加。
    贾谊提出的“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固然能够形成道德伦理约束机制，但对于这些功勋宿将来说，这无疑成为了限制自己行为的枷锁，在当初“君弱臣强”的局面下，此议立即便遭到了周勃、灌婴等人的强烈反对，结果非但无法予以推行，反而使他自己成为了功勋老臣的眼中钉。
    更为关键的是，贾谊的主张太过操切，汉文帝若完全更定汉制、重修礼制，势必要自上而下掀起一场全国性的“革新”。这般激进的主张，显然与新帝刚刚即位、急于求稳的形势不符。
    因此，即使贾谊提出的很多政策都极有建设性，但由于其缺乏施政经验，再加上年少轻狂急于求成，以及先秦纵横家夸饰文风的影响，言辞往往有意夸大社会危机之意，以求引起君王的关注，从而为自己赢得大展宏图的机会，这导致他提出的很多政策往往不合时宜。正因如此，汉文帝虽然欣赏他的才干，但却始终未将其放在重要职能部门，对于他的很多建议也只是部分采纳，更多予以了回绝。
    汉文帝四年（前177年）十二月，丞相灌婴去世。正月，汉文帝任命御史大夫张苍为丞相。张苍是河南郡阳武县人，秦时曾任御史大夫，后来因罪逃亡，再后来又跟随刘邦西进灭秦，西汉立国后历任常山太守、代相、赵相等职，后入朝为计相，为西汉制定历法和度量衡，校正《九章算术》，获封北平侯。高后八年（前180年），张苍出任御史大夫，并与周勃等人迎立汉文帝。
    张苍虽然也是开国功侯出身，但因其早年曾师从儒家大师荀子，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在为人处世方面十分谦恭，与那些居功自傲的开国元勋形成了鲜明对比。纵使对汉文帝有拥立之功，但他仍然十分重视君臣之礼，对汉文帝始终恭恭敬敬。在开国功臣逐渐凋零的情况下，张苍已是少有的仍然在世的开国老臣，由他继任丞相，倒也顺理成章。
    张苍升任丞相后，汉文帝本想征召河东郡郡守季布接任御史大夫一职，后因季布极为勇武，且喜好喝酒而放弃，最终选择了任命“围”为御史大夫，可惜的是史料对于“围”并无过多介绍。
    趁着朝廷的这次人事变动，汉文帝原本也想将贾谊提拔为公卿，然而贾谊早已被功勋老臣们视为眼中钉，汉文帝此议一出，便立即遭到了这些老臣们的强烈反对。
    彼时，功勋大臣们在朝中的势力已经急剧萎缩，甚至就连身家性命都时刻遭受威胁，他们自然不愿再让贾谊这种深受文帝宠信，又致力于限制功勋大臣权势的大臣再位居高位，因此这些老臣纷纷上书，以贾谊“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为由强烈反对贾谊位居公卿。
    汉文帝见贾谊已经引起众怒，为了缓和朝中矛盾，便将贾谊外放为了长沙王太傅，前往长沙国辅佐长沙王吴着。此举既是为了保护贾谊，防止他持续受到大臣们排挤攻击，也是为了锻炼贾谊的施政才能。
    然而，年少成名的贾谊，本就有些年少轻狂，很少经历挫折的他，非但没能理解汉文帝的良苦用心，反而认为自己是因被大臣排挤而被贬，因此一路南下的他心情极为郁闷，在途经湘江时，想到曾经一样被贬的屈原，贾谊写下《吊屈原赋》，在凭吊屈原之余，抒发自己的怨愤之情。
    当汉文帝将贾谊外放长沙国后，原本已经沉寂的彻侯们认为这是自己的胜利，认为汉文帝仍然要顾及自己这些彻侯的想法，因此再度活跃起来。汉文帝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于是立即做出应对。
    在现存彻侯之中，功勋卓着且曾任丞相的周勃声望地位无疑最高，他在被遣归封地后，因为审食其之死，也曾陷入极大的恐惧，以致在面对巡视地方的郡守、郡尉时，常常身披铠甲，命令家人手持兵器接见。
    在贾谊被贬后不久，有人据此告发周勃谋反，汉文帝立即将这件事交给廷尉，廷尉又将此事交给长安令处理，周勃也被押赴长安问罪。
    在被押赴京城后，周勃陷入了极大恐惧，而且屡受狱吏欺辱。为了换取生路，周勃以重金贿赂狱吏，通过狱吏求取儿媳的帮助（其子周胜之迎娶汉文帝之女），后又献出大量钱财给外戚薄昭，换来薄太后出面求情，再加上袁盎等人的积极活动，汉文帝这才将周勃释放。
    汉文帝自然知道周勃没有谋反之心，他只不过是在用此举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那些功侯罢了。经此一事，重新回到封地的周勃，再也不敢过问政事，而当那些功侯们得知了周勃的凄惨模样后，这才想起汉文帝早已不是那个初入京城的诸侯王了，朝政得以重新稳定下来。
    得知了周勃事件后，贾谊这才意识到，汉文帝不是楚怀王，自己自然也不必再做屈原，遂重新收拾起心情，认真梳理政务。为了尽快回到京城，即便远在长沙国，贾谊仍然十分关注天下大事，并时常给汉文帝上书进言。
    例如周勃被捕后，贾谊便曾上书求情，建议文帝以礼对待大臣。又如汉文帝在下令更造四铢钱的同时，下诏废除盗铸钱令，允许私铸钱币，并将蜀郡的铜山赐给宠臣邓通，又允许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以致邓氏钱和吴钱遍布天下，贾谊因此又上《谏铸钱疏》，建议汉文帝下令禁止私铸。
    汉文帝六年（前175年），在外放长沙两年多后，汉文帝重新征召贾谊入京，并于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贾谊，与之详谈整日。
    正所谓“山河易改，本性难移”，经过两年多的外放锻炼，贾谊的才能固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他的性情却并未发生大的改变。这让对其才能依旧钦佩的汉文帝，根本没有办法对其委以重任，只好又将贾谊任命为了梁王刘揖的太傅。
    梁王刘揖不仅是最受汉文帝宠爱的小儿子，而且其封地相较于长沙国，距离京城更近。汉文帝虽然不认为贾谊能够承担重任、独当一面，但也不愿意就此浪费他的才能。
    毕竟，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出谋划策的谋士，贾谊还是十分称职的。正因如此，汉文帝才选择将其安排在了距离京城更近的梁国，以便于能够随时征召其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