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盐铁专卖
作者:轻湮雨   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最新章节     
    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卬给县官,县官空虚。汤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
    ——《汉书·张汤传》
    汉武帝多次出击匈奴,确实取得了一些战果,极大化解了汉朝边境地区的威胁,然而自朝廷征伐闽越开始,由于频繁对外用兵,再加上开辟西南夷道和修筑边郡等大量工程,不仅导致百姓徭役负担极重,国家财政压力也不断增大。
    早在元朔六年(前123年)时,汉武帝为了筹措军费,便在有司官员的建议下,下诏允许百姓出钱买爵和以钱免除禁锢,也可以交钱免除盗财贪赃之罪。同时,又设立被称为“武功爵”的“赏官”,公开售卖爵位,明确规定每级十七万钱,共值黄金三十余万斤,而且规定,凡是购买武功爵至“千夫”之人,便可优先被授予实职。
    这种公开售卖爵位,且授予买爵者官职的方法,虽然为朝廷筹措了大量钱财,但却使得做官的途径变得多且杂,极大败坏了吏治。然而即便如此,汉武帝仍然坚持采用此法,可见当时朝廷财政紧张到了什么程度。
    待到河西之战结束,得知匈奴浑邪王率众归附,汉武帝下令征调车辆两万乘前往迎接,协助其部众完成内迁,然而由于朝廷府库空虚,竟然无钱购买,只能向百姓赊购马匹,以至于百姓怨声载道,更有百姓干脆将家中的马匹藏匿了起来,以致朝廷一时间根本凑不齐足够的马匹车辆。
    汉武帝闻讯,以为是长安县令办事不利,一怒之下便要将其问罪斩杀。
    右内史作为执掌京师事务的主官,长安县令乃是其下属官员,当听到汉武帝要问罪长安县令后,知道其中内情的右内史汲黯立即起身说道,“长安令无罪,不如陛下将我杀了,老百姓或许可能会交出马匹。”
    汲黯素来性格耿直,而且喜好直谏廷诤,常常当面顶撞汉武帝,但偏偏其所说多为正直之言,再加上为人正直,在朝野之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就连深受汉武帝宠信、凭借战功而声望卓着的卫青都对其礼敬三分。因此,汉武帝虽然不喜其时常顶撞自己的行为,甚至多次斥责于她,但却对其所言却往往极为重视。
    汉武帝见又是汲黯这个倔老头,实在拿他无可奈何,但也知道其中必有隐情,只得耐着性子听他继续说下去。
    汲黯见汉武帝不再发怒,遂将朝廷府库空虚、无钱购买马匹的内情告知了汉武帝,继而说道,“浑邪王背叛其主而投降我朝,朝廷只需让沿途各县准备车马,将他们依次接送转运便可,何至于让全国上下骚扰不安,损本国百姓之利而奉承投降的异族呢?”
    听了汲黯的解释,汉武帝这才明白,原来府库已经空虚到了这种地步,无奈之下只得采用汲黯的建议,没有继续强行征调车马,同时开始与近臣商议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
    转年来到元狩三年(前120年),崤山以东地区又接连遭灾,先是十几个郡国在四月遭受了冰雹的侵袭,夏秋之际又有大片地区遭遇严重水患,以致百姓陷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境地,汉武帝得到奏报,连忙派出多路使者,传诏各地郡县和封国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然而,由于多年来朝廷消耗太过严重,即便各郡县将府库搬空,却仍然不敷使用。
    汉武帝闻之,又下诏征集各地富豪、各级官吏和地方富户的钱粮,并承诺凡是借钱粮给贫苦灾民的,只需要将姓名上报朝廷,朝廷将按照所献钱粮的多寡予以奖赏。然而即便如此,却只能缓解饿殍遍野的境况,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灾情。
    为了彻底解决灾民的吃饭问题,汉武帝最终决定将灾民们迁徙到了函谷关以西、朔方郡以南的新秦中地区,沿途所需衣服、食物全部由官府供给,此后数年的粮种、耕具亦由官府提供,并由朝廷派遣使者对这些百姓进行分区管理。于是,多达七十万口的灾民纷纷在朝廷使者的带领下,一路步履蹒跚的向西迁徙,朝廷为此耗费钱财数以亿计,以致本就空虚无比的府库更加雪上加霜,这与经历了“文景之治”后,“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景象,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浑邪王率众归汉,河西地区尽成西汉领土,匈奴从西北部对汉朝的压力骤减,陇西、北地、上郡一带的外族入侵现象日益减少。于是,汉武帝下诏将以上三郡的屯戍部队裁撤一半,以减少朝廷的财政支出和百姓的徭役负担。
    当初,汉武帝在攻打匈奴时,便有河南人卜式多次上书,表示愿意捐献一半家产给朝廷用作军资,汉武帝感到十分奇怪,平日里那些地方豪强,想要从他们手中掏出一个钱币都十分困难,何曾有过这种主动送钱给国家之人,于是便派使者去询问卜式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
    使者见到卜式后,询问道,“你是想要捐钱当官吗?”
    卜式摇了摇头道,“我从小种田牧羊,读书不多,也不懂做官的规矩,不敢奢求为官。”
    使者又问,“那就是你家中有冤情,想要找朝廷申诉?”
    卜式又摇了摇头,回答道,“我平生与人毫无纠纷,遇到同乡的贫苦百姓,便借钱给他;遇到为非作歹之人,则好言相劝,因此周边邻里都对我非常好,怎么会有冤屈呢?”
    使者因此有些奇怪,问道,“若是如此,你为何屡次要捐献家财呢?”
    卜式回答道,“天子征讨匈奴,我认为有才能者理应战死边塞以全臣节,有财者则应该以钱财支援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将匈奴消灭。”
    使者回奏汉武帝后,时任丞相的公孙弘认为“事出反常必有妖”,劝说汉武帝不要理会,因而汉武帝便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这次,汉武帝下诏征集民间钱粮,卜式干脆直接带着二十万钱交给了河南太守,作为朝廷迁徙百姓的花费。河南太守将富人资助名单上报后,汉武帝再次看到了卜式的名字,这才明白了卜式的苦心。
    汉武帝认为,平时那些富人为了逃税而隐匿财产,卜式这种不顾个人得失,一心考虑朝廷的富豪,才是真正难得的贤者,因此打算宣扬他的善举,以劝勉百姓与朝廷共度难关。为此,汉武帝下诏将卜式召至京师,任命为中郎,赐予左庶长爵位,又赏赐给他十顷土地,并将其事迹宣告天下,使朝野内外人人知晓,不久后又将其升任齐国太傅。然而,虽有卜式带头,但除了少量颇有善心的富贵人家捐献钱粮之外,大部分地方豪强仍然无动于衷。
    元狩四年(前120年)冬,主管财政的有司官员上书汉武帝,“国家财政已经十分困难,而豪富商人却通过冶炼金属和煮制食盐等手段,家财累计何止万金,然而这些人虽然有钱,却不肯用来资助国家所需。恳请陛下重新制造钱币使用,以打击那些浮滑奸邪、吞并别人财物之徒。”
    汉武帝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时常召集群臣,商议敛财之法,然而内朝官员不善此道,丞相李蔡作为名将李广的堂弟,乃是因跟随卫青突袭右贤王庭立功封侯,成为丞相,治国才能本就不足,又能想出什么办法,唯独御史大夫张汤,挖空心思为汉武帝出谋划策。
    针对有司官员的上书,御史大夫张汤很快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张汤看来,如今百姓家中少财,颇为贫困,但诸侯王、列侯却凭借着朝廷赐予的大量土地和封邑,历经父祖数代积累,哪个不是富得流油,何不从他们手中攫取钱财来缓解财政压力。
    当时,皇家御苑中有不少白鹿,张汤便向汉武帝建议,可用鹿皮作为材料,取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币,称作“白鹿皮币”,每张定价四十万钱,并规定凡是诸侯王贵族到长安觐见皇帝,或者相互聘问、参加祭祀大典,都必须将呈现的玉璧放在“白鹿皮币”上,方才准予通行。此举看似是在发行货币,实际上就是一种针对诸侯王和列侯的变相勒索,要求他们强制购买所谓的“白鹿皮币”。
    汉武帝认为此举不错,的确是个快速集聚钱财的办法,遂就此征询大司农颜异的意见,大司农作为主管国家财政的官员,虽然深知此时朝廷财政困难,但对于这等损招,却是极为不齿,因而说道,“如今诸侯朝见天子时献以苍璧,其价值不过数千,而作为垫衬的皮币反而价值四十万钱,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吗?”
    汉武帝本就因府库空虚而发愁,见颜异一个主管财政的官员想不出充盈府库的办法,张汤好不容易想出了办法,颜异竟然还敢反对,因而极为不喜。张汤本就与颜异有仇,借机使人告发颜异,并上书汉武帝,说颜异身为九卿,对于朝廷不妥当的法令,不向朝廷进言,却只在心中诽谤,其罪当死,最终导致颜异被杀。
    要知道,诽谤加诛作为秦朝苛律代表,在汉文帝时便已经被废,然而张汤却以“腹诽”作为颜异罪名,简直比秦朝还要过分。如此一来,还有哪个大臣敢得罪张汤。
    之后,汉武帝又在张汤的建议下决定改革币制,以“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的标准,以银、锡制造三种白金币,其中大币为圆形、重八两,以龙为纹,价值三千钱;中币为方形,重量比大币略轻,以马为纹,值五百钱;小币为椭圆,重量最轻,以龟为纹,价值三百钱,这便是所谓的“白金三品”。同时,下令各郡县销毁半两钱,统一改铸三铢钱,民间敢于私铸货币者皆判处死刑。
    汉武帝本想通过更换货币的方式,缓解当时严重的财政危机。然而,由于各郡国分散铸币,铸币质量难以统一,这为盗铸留下了空隙,再加上早在汉文帝时便允许诸侯国和百姓私铸钱币,民间铸币工艺已经极为成熟。因此,朝廷虽然以严刑禁止,但民间私铸货币现象仍然极为严重,以致货币极为混乱,汉武帝的货币改革非但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通货膨胀,百姓生活更为困苦。
    为此,张汤又建议汉武帝禁止民间私铸铁器和煮盐酿酒,将盐铁和酿酒全部收归朝廷所有。对于盐铁这两大暴利行业,汉武帝自然早有耳闻,于是立即采纳了该意见。
    不过,想要将盐铁收归国有,则必须有懂行的人才,然而早在汉高祖刘邦时,朝廷便已经将冶铁、采矿、煮盐等下放私人经营,任由百姓开采,当时民间精通此道者不在少数,反倒是朝廷缺乏相应的人才。
    无奈之下,汉武帝只好在那些大盐商、大铁商之中物色人才,后经新任大农令郑当时的推荐,汉武帝任命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兼领盐铁事务,又以自幼精通理财的桑弘羊为侍中,参与盐铁官营规划,负责“计算”和“言利”之事。
    东郭咸阳本是齐地的大煮盐商,孔仅则是南阳的大冶炼商,两人凭借着煮盐和冶铁,家业累计千金,乃是极为熟悉盐铁行业的行家。而桑弘羊则是洛阳商人子弟,自幼受环境影响而极为善于理财,年仅十三岁时便因“精于心算”而名闻洛阳,被汉景帝征为侍中,此后因长期在汉武帝身边伴读而深受宠信。这三人利用自己的优势,分析制定盐铁官营事项,就连细微末节都能分析的面面俱到。
    不久后,东郭咸阳和孔仅便乘车自长安出发,到各地督促实行官办盐铁,建立相应的衙门,将煮盐、冶铁事务全部收归朝廷所有。同时,汉武帝又按照他们的建议颁布诏书,禁止民间私铸铁器和煮盐,敢于犯禁者受左脚穿铁鞋之刑,工具和货物全部没收。
    然而,由于当时朝廷缺乏相应的技术,东郭咸阳和孔仅为了确保盐铁官营政策的推行,只能选择一些大盐商和大铁商中来担任盐官和铁官。孔仅由于经常巡视各地盐铁衙门,办事尽心尽力,三年之内便被升任大农令,位列九卿。
    彼时,朝廷有两套财政系统,其中大农令负责外廷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土地税和人丁税等朝廷赋税,而少府则负责内廷财政,收入来源则是工商杂税。盐铁官营之后,便等于将这两项赋税从内廷转到了外廷,皇帝自己的收入不免有所降低。
    为了增加内廷收入,汉武帝又在张汤等大臣的建议下,开始对商人加征赋税。早在汉高祖时,为了恢复农业生产,推行重农轻商政策,为此对商人征收算缗,然而吕后执政以后,为了刺激商业发展,便又废止了这项政策,直到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汉武帝刘彻才重新恢复政策,下达算缗令,不过当时只是对拥有市藉的商人征收运输车税。
    元狩四年(前119年)冬,汉武帝为了增加收入,再度下达算缗令,而这次针对的则是全体商人、手工业者,而且完全是按照资产征收的财产税。明确规定,凡是经商和发放高利贷的,每两千钱便须缴纳一算(即120钱),手工业者则减半;凡是向三老、北部边境地区以外地区运输货物者,商人一部车子征收两算,普通人则减半;五丈以上的船只,每艘亦征收一算。
    最初,财产税的征收方式主要是依靠财产自报,然而商人逐利,为了少交钱,很多商人、手工业者都隐瞒不报或者少报。于是,汉武帝不久又下令告缗,即鼓励商人、百姓之间互相揭发偷税行为,并以偷漏税款的一半作为赏赐。
    自西汉立国以来,便长期推行轻徭薄赋政策,主打的就是一个让利于民,然而汉武帝由于财政压力太大,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则不得不改变策略,开始“与民争利”。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盐铁官营”确实给朝廷增加了大量财政收入,正因如此才被后世王朝所沿用。不过,该政策推行之初,却并算不上顺利,由于很多盐官和铁官都是由商人担任,这些人虽然熟悉盐铁业务,但却极度看重私利,他们纷纷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以致生产出来的盐铁不仅价格极高,而且质量低劣,据传他们生产出的镰刀甚至连草都割不断。
    结果,原本的大商人通过贿赂东郭咸阳和孔仅,摇身一变成为了朝廷官员,拥有了官府背景的他们,愈加肆意妄为,反倒是那些本就贫苦的小作坊反而纷纷倒闭,以致百姓怨声载道,主管此事的东郭咸阳和孔仅因此而被罢免,直到卜式出任大农令,桑弘羊出任大农丞以后,经过他们的不断完善,这项制度才算步入正轨,成为朝廷稳定的财政收入。
    经过一系列的措施,朝廷的财政危机虽然得以解除,府库日渐充盈,然而张汤之流为了达到目的,大肆采取严刑峻法等高压政策,再加上“盐铁官营”、改革币制和“告缗”等政策中的弊端,导致民怨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