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
——《汉书·武帝纪》
西汉初年，刘邦虽然一统天下，但由于推行“郡国并行制”的原因，由朝廷直接管辖的区域仍然局限于秦国故地，崤函以东大片地区多为诸侯王封地，朝廷难以企及。
此后，历经高后、文帝、景帝三代打压，诸侯王势力大为削弱，再到汉武帝推行“推恩令”，诸侯王封地大为缩减，关东大片地区开始被纳入朝廷直辖，朝廷对天下的掌控力度随之不断增强。
然而，随着被纳入朝廷管辖的地区越来越多，却有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汉武帝面前。看着面前的大汉疆域图，汉武帝心中满是忧虑，半晌之后，他才长长吐出一口浊气，叹道，“关中还是太小了啊！”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并兼诸侯三十余郡，修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
刘敬劝说刘邦舍洛阳而定都关中时也说，“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张良在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时则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正如他们所言，秦汉以来，朝廷皆实行关中本位制，即凭险据守关中，以关中之富饶和强盛，向东威慑、控制关东地区。刘邦立国之初，在选定都城之时，之所以舍弃关东的洛阳，而选择久经战乱的关中，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当然，这里所说的关中并非狭义上的关中平原，而是泛指包括陕北高原、陇东地区和巴蜀盆地等地在内的原秦国故地。
乱世之中，凭借山形地利，关中地区的确有着可攻可守的优势，可是随着天下承平，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关东地区纳入朝廷直辖，关中地区却开始面临两个严峻问题，一是关中位于天下西北，太过偏居一隅，难以辐射东部广袤地区，尤其是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显得有些鞭长莫及；二是相较于整个天下，关中地区略显狭小，已经不足以让朝廷依托关中来治理天下。
这就像一个人，原来住在一间房里，房外是一片不大的院落，后来这个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不断扩充自己的院落，但主人所居住的房间却依旧如以前那般狭小，长此以往，相较于越来越广阔的庭院，主人自己的居所无疑显得太过狭小局促，很难再凭借一间小小的房子来辐射和控制这么庞大的一个院落。
虽说此前汉武帝已经通过收复河南地和河西之地，使得关中向北和向西得到了一定扩充，但想要达成扼守关中而控天下的战略格局，仍然远远不够。
此外，从元光二年（前133）年的“马邑之围”开始，汉朝历经十余年征战，虽然消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但汉朝同样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不仅导致国库空虚，百姓更是不堪重负。关中作为京畿重地，朝廷管控严密，社会尚且安定，但在原本富庶的关东地区，却已经是“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社会已然急剧动荡，如果再不加强对关东各郡的管控，那么汉王朝的统治必定将陷入危机之中。
于是，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汉武帝最终于元鼎三年（前115年）冬，下诏将函谷关东移三百余里，于新安一带设立新关，这便是“广关”。
汉武帝将函谷关东移，固然是为了将整个崤函山区纳入关内，从而加强对洛阳的控制，防备关东有变，异己势力袭据洛阳以威胁关中，并更为有效控制关东地区的战略目的，但同时也与函谷关战略地位的下降有着必然关系。
所谓函谷，原本只是位于关中平原东部稠桑原上的一道裂缝。稠桑原乃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形，顶部虽然平坦如原，但高度却非常高，且四周峭壁陡立，黄河从稠桑原北面流过，紧贴着原壁，稠桑原南部则是更为陡峭的崤山。因此，秦汉以前，关中与关东之间想要来往，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通过这道裂缝。
那么，关东军队是否能够绕过这道裂缝呢？实际上毫无可能。函谷关以北是波涛汹涌的黄河，以南是壁立千仞的崤山，军队根本无法通过，即使想要翻越函谷关，且不说能否攀上陡峭的原壁登上原顶，就算是有办法登上原顶，也根本无法绕过这道裂缝，原因在于秦汉以前的稠桑原上森林密布，从崤山到潼津这一百多里路，到处都是密集的森林，古代又被称为“桃林之塞”、“松柏之塞”。由于森林太过密集，行人都难以通过，更何况是军队。因此，只要守住了这条裂缝，便等于断绝了东西交通。
此路虽然被称为函谷道，实际上宽不过数米，乃是真正的“车不能方轨，马不能并鞍”，当真可谓“泥丸可塞”的险要道路，而函谷关便位于这道裂缝的东部开口处。
函谷关的东面，即函谷关的关前，则是弘农河，如今的弘农河水量已经小了很多，某些河段甚至行人可趟河而过，可是即便如此，在靠近黄河的河段，水量仍然十分惊人，而在较之今日水量更大的秦汉时期，渡河难度无疑更大。
弘农河，俨然就是函谷关天然的护城河。敌人想要进攻函谷关，就必须先渡过弘农河，而由于弘农河紧贴着稠桑原东侧而流，河岸和关城之间只有一条狭小的窄路，大军根本排布不开，而守军却可以占据关城高地居高临下，这便是函谷关难以被攻克的原因。
春秋战国以来，割据关中的秦国，长期面临着东西对抗的局面，因此函谷关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晋国和魏国都曾占据崤函，凭借函谷关之险，将秦国牢牢锁在崤函以西，直到秦惠文王时期，秦国击败魏国夺回崤函，函谷关由此才成为了秦国对抗关东诸国的战略要地。
尤其是战国时期，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力日益增强，渐渐凌驾于关东诸国之上，为求东出，秦军频频出关攻掠关东诸国，以致关东诸国多次组成联军合纵攻秦，但屡屡只能望关兴叹，整个战国时期，也只有齐将匡章曾率领联军攻破函谷关。
西汉立国以来，刘邦虽然一统天下，但在内部却面临着关东异姓诸侯王的威胁，而从高后吕雉执政以来，中央朝廷又与刘姓诸侯王矛盾频发，政治格局仍然呈现东西对抗局面，朝廷的主要重心在于控内，维持国内统治稳定，因而函谷关的战略地位仍然极为重要，洛阳则被作为朝廷控御关东诸侯的重镇。
当时，朝廷不仅极为重视函谷关一线的防御，同时严格限制关中与关东地区的人员财物往来，出入关中必须持有朝廷颁发的“传”来作为通行凭证，尤其是对马匹等军事装备的流通更是严加限制，目的便在于防止关中人口、物资流失。
汉文帝后期，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曾一度废止这项制度，即“除关无用传”，但随着汉景帝时爆发“七国之乱”，朝廷与诸侯王的关系再度恶化，为了加强关中的安全，汉景帝在叛乱平定之后，便又“复置诸关用传出入”，重新加强了对往来关中之人的管控。
而随着汉景帝凭借平叛余威，持续削弱关东诸侯王的权势，以及汉武帝时推行“推恩令”，关东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急速下降，再加上汉匈战事频繁，汉朝的战略重心从控内转为御外，对于关东诸侯的统治则由军事镇绥转为政治控制为主，函谷关和洛阳的战略地位皆相应下降。
此外，由于秦汉以来关中地区大兴土木，木材作为当时重要的建筑材料，以致关中周边树木砍伐极为严重，稠桑原上的森林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失去了天然屏障作用。再加上由于黄河河道的不断下切，导致黄河水位不断降低，原本贴着稠桑原的河道，因此裸露出来形成了河滩。
如此一来，关东军队西进，无论是翻越稠桑原，还是走稠桑原以北的黄河河滩，都可轻易绕过函谷关，函谷关的军事作用大减。
正是由于地缘战略的转变，以及函谷关军事战略地位的下降，汉武帝这才决定将函谷关东移三百里，从而将关中中部区域的东界由函谷关向东推移至新安一带。而新关之所以称作“广关”，其实便有“增益拓广关中”之意。
不过，古代从洛阳到秦函谷关有两条路可走，其中南崤道“出洛阳自洛水河谷经宜阳至陕县”，北崤道”出洛阳经新安、渑池至陕县”，两条路分居崤山南北，皆可供大军行进。
函谷关被弃置以后，位于北崤道险要之处的“广关”固然可以扼守北崤道，但关东军队却可通过南崤道绕行，于是为了确保关中的安全，汉武帝又下令在南崤道修筑“陆浑关”。
在下令移关之后，汉武帝又下诏设立弘农郡，郡治正在函谷关所在的弘农县。弘农郡的设立，不仅使得关中地域得以扩张，也旨在构建以弘农、新安、宜阳为节点的防御体系，以加强对崤函道和武关道的控制，用以弥补函谷关东移后带来的关中防卫疏漏问题，从而达成控制洛阳和防卫关中的双重目的。同时，由于京畿区域扩张，汉武帝后来又设立左右辅都尉，隶属于中尉（太初年间改称执金吾），分别执掌京畿地区的治安。
在将关中中部边界向东扩张的同时，汉武帝对关中北部边界同样进行了调整。此前，关中北部边界主要以黄河为界，例如临晋关便是设立在黄河边的重要关隘，为了进一步扩张关中地域，汉武帝决定将河东地区亦纳入关中。
为此，汉武帝于同年下诏将代王刘义改封为了清河王，将其封国从常山以西迁往了常山以东，其原封国则被废为太原郡。这里说的常山，实际上就是恒山，汉朝因避汉文帝刘恒的名讳而改称常山。
在汉武帝这次增益拓广关中辖地之前，从汉文帝册封第三子刘参为代王开始，此后历世代王的王国属地皆在恒山以西，汉武帝改封刘义为清河王后，将其封国迁往了恒山以东的清河郡（今河北清河和山东临清一带），而将恒山以西的太原郡、河东郡、上党郡等广大地域全部纳入了关中，隶属于朝廷直辖，同时沿太行山一线修筑关隘。
于是，关中北部边界亦由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黄河中游由此成为关中内河。
此外，汉武帝的弟弟常山王刘舜于同年病逝，其子刘勃嗣位，然而刘勃却在服丧期间私奸饮酒，纵马弛街，不尽孝道，而且排挤异母长兄刘棁，刘棁遂上书汉武帝告发刘勃无礼行径。汉武帝派大行令张骞赴常山查证属实后，废黜常山王刘勃，常山国被废为常山郡，纳入朝廷管辖，至此五岳尽归天子治下。
此后月余，汉武帝念及兄弟之情，以常山郡的真定、绵曼、藁城、肥垒四县设真定国，封刘舜之子刘平为真定王。
从元鼎六年（前111年）开始，作为大关中战略的后续，汉武帝又将关中南部区域的东界，由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进桑关一线的滇桂、黔桂间山地，再度扩充关中地域。当然，这已是后话。
至此，汉武帝通过增大关中区域的范围，特别是函谷关的东移和太行山以东地区划入关中，大大增强了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