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利于坚持下去，征伐有凶险。没有损失，给予利益。
    公元1066年，宋英宗命司马光在崇文院内设书局专修《资治通鉴》，特批他可以调阅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等所有皇家图书。
    在此后漫长的十九年时光里，司马光坚持笔耕不辍，倾心编纂这部与《史记》齐名并称的历史巨着。该书记事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显德年间，共计16朝1362年的历史，对后世史官创作、中国史编撰和文献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光因此获得极高声誉。
    同一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归乡，守孝三年。短短三年时间，待苏轼丧满还朝时，大宋朝堂早已物是人非。
    这一年，宋英宗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被迫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翌年正月，宋英宗崩，宋神宗赵顼（（1048年5月-1085年4月）继位。
    他接手的朝廷很穷，穷得叮当响。
    以公元1065年为例，宋朝当年财政收入高达一亿一千六百多万两白银，但仅仅官费、军费两笔开支就花去一亿二千多万两白银，再加上其他各项花销，宋朝财政实际亏了超过一千七百万白花花的银子。
    宋神宗意识到，改革变法已势在必行。
    公元1068年4月，王安石应召入京，与宋神宗促膝长谈，君臣二人一拍即合。
    王安石（1021年12月－1086年5月）是名闻遐迩的文学家，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更是锐意突进的政治家、改革家。他早已发现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曾《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奏请宋仁宗全盘改革制度，但未被采纳。
    王安石从此拒绝入朝为官。不料他越是推辞，名气反而越大。士大夫们认为他无意功名，有心结识。朝廷想委以重任，却还要担心他不愿出仕。
    王安石并非不愿做官，只不过觉得此前的官职太小，无法一展抱负而已。当朝廷任命他修起居注时，王安石欣然接受，不久出任直集贤院、知制诰。
    王安石居然当官了，这件事迅速轰动了京城的整个士大夫圈。
    但是王安石很快发现，知制诰也不顶大用，于是趁母亲病逝，辞官回家守丧。宋英宗年间，他屡屡以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进京就职。
    王安石拒当京官，并不只是简单的待价而沽。
    在隐居不仕期间，他写了一首七律《古松》，以松自喻：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这棵松树是栋梁之材，但如果没有良匠就不要去采伐它。
    这段时期，他也不只是单纯地躲在家里做学问，而是与两大政治世家韩家、吕家交游，这两家都曾出过着名的宰执重臣。
    没有这些盟友摇旗呐喊，王安石就算本事再高，也将默默无闻。
    宋神宗登基后，他的坚持终于有了丰硕的回报。
    经过与神宗一番畅谈，王安石随即上奏阐明宋初百余年太平无事的原因，直陈当时的社会问题，劝谏宋神宗“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第二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一举成为当朝副宰相，且即将迎来属于他的时代。
    为确保变法的顺利实施，宋神宗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执掌。又一年，王安石出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
    在他的谋划下，一条条新法相继出台，在全天下颁布实施。然而，变法触及到了保守派的利益。
    与庆历新政一样，改革派与反对派就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与庆历新政不一样的，当年力主改革的新政斗士韩琦和欧阳修，如今却变成了保守派。
    王安石是出了名的拗相公，为排除万难推行新法，他的观点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欧阳修对他虽有知遇之恩，但只要是改革变法的拦路石，王安石统统要清除出去。韩琦、欧阳修等人纷纷被迫离职。所以当苏轼回到汴京之后，朝堂之上换了许多新面孔。
    就连他的妻子也换了人，从王弗换成了王闰之。
    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王弗，是乡贡进士王方的女儿，十六岁时嫁给了十九岁的苏轼。夫妻两人感情非常好。王弗性格敏慧谦谨，苏轼读书的时候，她终日陪在旁边。每当苏轼有遗忘的地方，她能够给予提醒。每当家中来客，王弗会站在屏风后面倾听苏轼与客人的谈话。她对客人的评价准确中肯，因此被苏轼视为贤内助。
    只可惜天妒红颜，王弗二十七岁时就死了，为苏轼留下一个儿子，名叫苏迈。她死后葬于故乡眉州，苏洵夫妇的墓旁边。苏轼兄弟在父母墓旁栽满了松树以寄托哀思，并为此作诗云：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
    很多年过去，苏轼依然对王弗一往情深。有一次苏轼梦中见到爱妻音容宛在，午夜梦回，泪流满面，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被视为千古第一悼亡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比苏轼小了十一岁。
    大概出于王弗临终之前的安排，就在她死去不到一年，王闰之和苏轼定下了婚事。此时的王闰之已经二十一岁，在那个年代算得上老姑娘。她后来为苏轼生了两个儿子苏迨、苏过，对三个孩子全都视同己出。
    王安石的新法带来了新气象。青苗法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部分商业利润收归国家所有，免役法则减轻了农民的赋役，使他们有时间兴建农田水利，促进农业生产。
    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有了明显增加。据说宋神宗年间国库充裕，足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这是大宋百年来不曾有过的景象。
    但新法也存在一些弊病。
    首先，一个国家的年度国民收入是有定数的，短期内很难有太大波动。蛋糕就那么大，当朝廷切走更大一块使国库迅速充盈的时候，通常意味着老百姓的收入减少，税赋加重。
    司马光曾经先后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列举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恢复旧制。司马光最初并不完全反对变法，甚至有人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试图劝解。但青苗法颁行后，司马光态度大变，他认为县官靠权力放钱收息，危害比平民放贷还要大。
    王安石回信一一驳斥司马光的观点，并表达了变法的决心。
    公元1071年春，宋神宗有意起用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推辞。不久，好友范镇因弹劾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而被罢官，司马光愤而上疏去职离京，退居洛阳，绝口不提政事，一心编撰《资治通鉴》。
    那么，作为政坛新星的苏轼，对新法态度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