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减轻其疾病，使其迅速康复，没有灾难。
    就在苏轼外放杭州、密州造福一方之时，王安石依旧在不遗余力推行新法。他面临的阻力越来越大。因为除了青苗法以外，其他不少新法或多或少也存在弊端。
    比如说为节省军费开支、维护社会治安而推行的保甲法规定，各地农户每十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中有两个以上男丁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军训，夜间则轮差巡查维持治安。
    这依然是一个初衷美好，而操作起来漏洞百出的改革。
    对老百姓来说，维护治安是必须的，但最痛苦的莫过于上番和教阅。
    平时农活已非常辛劳，好不容易有农闲的时候，他们都希望好好休息休息，放松放松。但保甲法要求他们农闲时军训，也就是教阅；夜晚还要轮差，也就是上番。
    保丁们白天黑夜基本没有休息，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不说，还要受到保正、保长、巡检及以上官员的指派、欺压和勒索。老百姓心怀怨恨，视这些人如同虎豹豺狼。
    保丁们为了免于上番和教阅而大批逃亡，有的甚至不惜自毁身体。就连天子脚下的汴京老百姓也难以幸免，他们有人为逃避保甲而自断手腕。
    地方官员将此事上报朝廷后，顽强执拗的拗相公王安石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老百姓受到了蛊惑。宋神宗则认为，还是要多听取百姓的心声。
    王安石连皇帝的话都不放心上，又怎么可能去倾听老百姓的心声呢。保甲法依然继续实行。它带来的最恶劣后果是，宋神宗末年各地盗贼蜂起，其中大部分人居然是本该抵御强盗的保丁们。
    公元1074年春，天下大旱。
    中原地区赤地千里，灾民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当地官吏还在催逼他们交还青苗法本息。灾民只能扶老携幼，离乡逃走。宋神宗收到各地奏报后，打算罢除那些不完善的新法。
    但王安石依然固执己见，他认为天变不足畏，即使尧舜在世也无法避免天灾，派人治理就行了，没必要更改新法。为坚定宋神宗的决心，他打了一个比方：天下事就像烧开水，烧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什么时候能烧得开呢？
    就在宋神宗犹豫不决的时候，看守汴京安上门的小吏郑侠绘制《流民图》，将流民的困苦情形以图画形式进献给宋神宗，请求朝廷罢除新法。
    宋神宗反复翻看图画，为之长叹不已，当晚夜不能寐。他意识到新法出现了巨大弊病，为今之计应如猛药治沉疴，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对症下药。
    翌日，宋神宗下诏，令开封府发放免行钱，三司使查察市易法，司农发放常平仓粮，并命各地暂停追索青苗、免役法，罢除方田、保甲法，同时上报百姓流散原因。
    他一连推出十八条措施，民间为之欢呼雀跃。
    非常凑巧的是，三日后天降大雨，旱灾为之缓解。在古人看来，这是天子悔过、上天宽宥的表现。朝臣纷纷上表，祝贺皇恩浩荡，消弭天灾。
    不久，王安石罢相，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临回金陵之前，他推荐韩绛为相，又推荐吕惠卿担任参知政事，以继续推行新法。
    吕惠卿是一头白眼狼。他一度视王安石为恩师，是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然而当他掌握朝政大权后，一边清算郑侠将其流放，一边借机构陷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试图以此阻止王安石重回朝堂。
    他不仅徒劳无功，反而把自己的人品给败光了。公元1075年2月，王安石再次入朝拜相，吕惠卿则外任知陈州，从此远离政治中心。
    只不过，变法派的锅里已添上一瓢冷水，原有的柴火再也烧不开这锅热水了。王安石的权威不复当年，无力继续推行新法。翌年，王安石托病请辞，再次回到故乡江宁府。
    王安石的时代就此过去，但是新法依然在推行。宋神宗亲自主持变法，一边重启旧派人物收拢人心，一边任用新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推行改革。
    这一年，宋越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交趾军水陆两路并进，分别进占廉州（今广西合浦）、钦州和邕州（今广西南宁）。宋朝起兵五万收复失地后反攻，经过两年激战，迫使交趾国王割地求和。
    此时，司马光仍然在专心修史，而苏东坡已从密州调任更为富庶繁荣的徐州任知州，远离了朝堂的纷纷扰扰。
    苏东坡赴任徐州不到半年，便遭遇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黄河决堤，梁山泊洪灾泛滥。河水淹没几百里农田后，顺京杭大运河、微山湖直逼徐州城下。由于被城南山地所阻，洪水越涨越高，大水围城月余而不退。
    城内的富人打算借助舟船出城躲避洪水，却被苏轼制止。他们一旦出城，全城百姓都会惊慌失措，四处逃散，那么谁来守城？苏轼向百姓承诺，他不走，大家也不要走，他绝不会让洪水冲毁城墙。
    洪水围城，当务之急是加固城基，增加墙高。但工程量大，时间紧迫，需要大量精壮劳力。苏轼想到了驻扎徐州的皇家禁军武卫营，他蹚过泥水亲赴军营拜访武卫营统领，请求他们协助筑堤抗洪。
    以当时军政制度，禁卫军只听从皇帝调度，地方行政长官无权调动武卫营。但武卫营统领被苏轼的精神感动，果断率领士兵昼夜不停修筑长堤以抗洪水，同时开挖沟渠把洪水引入黄河古道。
    其时大雨连绵，积水高达数丈，徐州城墙高出水面只剩三块墙砖。为稳定民心，苏轼便在城墙上搭建了一座茅草屋，他就住在茅屋内现场办公。
    大水围困徐州城四十五天，苏轼四十五天没有回家，与士卒们同宿同起，筑造外圈城墙。直到河水被引入故道，东流入海，徐州城终于被保全。洪水消退，百姓欣喜若狂，苏轼高兴地吟诗道：
    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鼋。
    洪水退去后，苏轼连夜修表请朝廷拨款修建徐州旧城，以防患于未然。朝廷批准其奏请，拨给铜钱三万贯，米粮一千八百石，民工七千二百名，在城东南修建了一道木坝。在这道新建的外围城墙上，苏轼加盖了一座高约百尺的黄楼。
    出现问题，迅速解决，随后居安思危，防微杜渐，苏轼终保徐州城无恙。
    千年之后，这座黄楼至今仍巍峨矗立。而苏轼将其徐州所作诗词结集，欣然命名为《黄楼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