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史将长津湖地区称为“朝北苦寒之地”。
    “苦”意指贫瘠，“寒”则代表寒冷，这两个字正好揭示了该地区作战环境的极端恶劣。彼时，长津湖地区气温已低至零下30度，且地形复杂，甚至连野生动物都难以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美国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曾放言，长津湖地区根本不适合进行军事行动，甚至连成吉思汗也不愿征服这片土地。
    为了尽快在朝鲜站稳脚跟，原计划作为二线部队、稍晚入朝作战的第9兵团，被紧急调往前线。这是稳定战局、推动整个战争进程的战略力量。
    东线战场不仅存在威胁，也潜藏着战机，是最需要，也是最能发挥这支战略力量作用的地方。
    第九兵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命令，以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各一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归第三野战军建制。
    司令员宋时轮，湖南醴陵人，黄埔五期学员，来自红一方面军。他耿直豪爽、雷厉风行、个性突出；信念坚定、老成持重，战斗风格勇猛顽强，善于组织阻击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宋时轮率领的华野10纵军纪严明，善打阻击，上蔡阻击战、桃林岗阻击战、徐东阻击战等，仗仗精彩，赢得了“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美名。建国后，宋时轮出任军事科学院院长，是我军着名的军事教育家。
    政委郭化若是福建福州人，黄埔四期生，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在军委领导机关担任要职，被誉为“主席的军事高参”，解放战争时期到华东战场锻炼。
    建国后，曾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是我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他还是我军第一个研究mzd军事辩证法的人，被公认为研究《孙子兵法》最有权威的专家，伟人评价：“古有孙子，今有郭子”。他的性格偏静，善于思考，与宋时轮正好互补。
    第 9 兵团乃三野实力最为强劲的一个兵团。
    20 军由原 1 纵改编而成，军长刘飞、政委陈时夫，下辖第 58、59、60 师。此军系新四军之老部队，作战经验丰富，执行命令果断坚决，善于野战条件下的攻防作战，乃是陈粟首长麾下着名的叶王陶部队之核心。所属 58 师具红军之基础，于战争岁月历经诸多恶仗硬仗，创造众多以硬取胜之范例，在多次重大战役中发挥关键作用。该师战斗作风坚毅顽强，能攻善守，擅长野战条件下的攻防作战，以长于穿插、顾全大局及勇挑重担而闻名。
    27 军由原 9 纵改编，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下辖第 79、80、81 师。此军源自胶东老八路，为三野战斗力最为强大的主力军之一。部队作风勇猛强悍，技战术水平颇高，进攻、防御、野战、攻坚皆备，尤以攻坚能力强劲而着称。所属 79 师乃是一支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基础发展而成的英雄部队，亦为三野之头等主力师之一。于济南战役中，该师 73 团以压倒一切敌人之英雄气概，率先突破济南内城，为战役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获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之荣誉称号。
    30 军由原 12 纵改编而成，军长谢振华、政委李干辉，下辖第 88、89、90 师。此军乃由新四军华中军区第 5、6 军分区地方武装发展而来的一支主力野战部队。这支苏北子弟兵既无红军部队为根基，亦无新四军主力团队作骨干，然其能听从指挥，甘于吃苦，善于运动奔袭，不惧强敌，敢于亮剑，历经诸多硬仗、恶仗。89 师作为军主力师，敢打敢拼，智勇双全，其 265 团于盐城战役中获授“叶挺部队”称号。
    33 军由渤海纵队与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第 59 军部队合编而成，军长张克侠、政委韩念龙，下辖第 97、98、99 师。该军主体为渤海子弟兵，思想觉悟颇高，具有蓬勃朝气及英勇无畏、前赴后继之顽强战斗作风。国民党第 59 军是一支声名远扬之部队，起源于中原大战后由西北军余部组建的第 29 军。该部于抗战时期转战大江南北，屡立战功，官兵皆骁勇善战，思想进步，具高度爱国热情，被日军视为强劲敌手。
    1950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将9兵团主力（20军、26军、27军）北调山东，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此时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全兵团共3个军12个师15万人。
    志愿军于11月25日发起第二次战役，位于东线的9兵团奉命歼灭美第10军进至长津湖的敌人。侵入这一地区的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是东线“联合国军”的主角，下辖3个陆战团、1个炮兵团以及坦克营和工兵营等支援部队，总兵力约2.5万人。
    为了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麦克阿瑟调集了前线的13个师、3个旅和1个团，共计超过22万兵力，配备1000多辆坦克、1万多门大炮以及1200余架飞机，企图一举越过鸭绿江，彻底结束战斗。
    志司决定利用美军的轻敌心理，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略部署。命令宋时轮率领第9兵团下辖的第20军、第26军和第27军前往长津湖隐蔽待命，以逸待劳，待美军深入伏击圈后，再发起歼灭战。
    11月3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要求第9兵团率领20军、26军提前进入东北。接到命令后，第9兵团官兵们轻装简行，迅速前进。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普通士兵，都没有在意自己只穿着单薄的衣物，肩上扛着的弹药，背上携带的给养是否充足。他们坚信，抵达东北后，兄弟部队会为他们提供补给。
    然而，11月6日，当他们抵达山海关时，第9兵团突然接到军委的紧急电令，要求他们不再在沈阳和辽阳停留，而是直接经过沈阳，从丹东入朝参战。
    突如其来的军情变化令指战员们大感意外，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在途中补给物资了。列车抵达沈阳后，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贺晋年，在车站看到第9兵团的官兵们没有配发棉鞋、棉帽，只戴着大盖帽，脚上穿着翻毛皮鞋，也没有大衣，顿时惊愕不已：“这怎么得了！怎么得了！穿单衣去朝鲜，不要说是在冰天雪地里打仗，就是在屋里睡觉也不行啊！”
    贺晋年要求紧急停车两小时，以便从东北军区部队调拨厚棉衣和棉帽。他将日本投降后缴获的5万件棉大衣全部拿出，还动员自己部队的干部和战士立即脱下冬装，换给南方来的战友穿。因此，电影中“车站工作人员脱下衣服扔给7连战士”的情节，是有历史依据的。
    即便如此，第9兵团的物资补给依然极为不足。
    《20军长津湖战役简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由于我军入朝仓促，一切冬季物资未能补充齐全，如我军棉鞋、棉帽、棉背心、大衣，除一个师大部领有棉帽外，其余均未能穿上，弹药和手榴弹全军平均每人只有二个，兵站未能及时设立，所以粮食未能运上。
    一下火车，十几万身着华南温带冬装的官兵立刻开始抑制不住地发抖，连宋时轮和陶勇也在不停地哆嗦。而此时，九兵团的团级以上干部们还没有领到棉衣。刚入朝的第一天，两位将领就察觉到情况不妙，竟然冷到这个地步，首日便有七百人因寒冻伤！
    他们后来才得知，1950年的这个冬天是朝鲜五十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地上的积雪深达一尺，白天最高气温也仅为零下二十摄氏度，夜晚的严寒更是难以想象。
    而他们所在的长津湖战场，是朝鲜北部最严酷寒冷的地区，海拔平均在一千至两千米之间（类似中国的避暑胜地庐山），林木密布，几乎无人居住，只有几条山间小路供通行。
    九兵团仓促入朝，每个班的十几个人却只有一两床棉被，到了夜晚，士兵们不得不将棉被铺在雪地上，十多人挤在一起，相互依偎，用彼此的体温来抵御零下45摄氏度的严寒。别说保暖了，不被冻僵已经算是万幸。每天早上点名时，队伍总会短上一大截……
    部队最为痛苦的莫过于后勤供应跟不上。
    东线只有一条山间公路可以勉强走车，时常被美国飞机在空中监视和袭击。
    27军四十多辆满载物资的卡车，很快便被凝固汽油弹烧毁殆尽，部队只好亡命徒一般轻装前进。在如此严酷的寒冷条件下，即便是摄入大量高热量食物也难以顶事，可部队连能充饥的冷土豆和炒面都供应不上。
    有的女同志为了背一袋粮食上山，竟然累得吐血。战斗打响后，投入战斗的志愿军部队中，有的少则两天、多则九天没有吃上一口热食。为了避免敌机侦察，连火都不敢生，饥寒交迫的战士们连热水都无法喝上一口。
    武器装备的情况也极惨。
    东线位于高寒山区，作战条件异常艰苦，每一发子弹、每一份干粮都必须由士兵肩扛背驮地运送上去。20军的步兵每人仅携带了80发子弹，而由于地势险峻，大口径火炮难以运输，只能全部弃置在鸭绿江以北。
    部队被迫携带中小口径的迫击炮上山，可炮弹又带不了多少，82迫击炮只能带弹90发，60迫击炮只能带60发，手榴弹居然成了重武器。这仗是真难打了。
    宋时轮和陶勇无计可施，只能让26军留在二线，前线的两个军连基本的粮食供应都无法保障，怎么可能再增加一个军呢？现在，现代化战争又向中国的将领们提出新课题了，从建军之日起就一切取之于敌的中国军队，开始领悟到现代化后勤体系的极端重要性。
    1950年11月5日22时，北京发电，明确指示第9兵团入朝后由志愿军总部统一指挥。翌日10时，志司向宋时轮、陶勇传达任务和行动部署，并将该电同时转发给正在黄草岭地区掩护第9兵团推进的第42军。
    志司在接管第9兵团指挥权后，首次提出了东线作战的完整构想：
    以第1陆战师为主要打击对象，优先消灭其两个团；
    战场选择在长津湖东西两侧，理想地点是旧津里和长津线区域，若能再向北推进则更为有利；作战方法是引敌深入，结合正面阻击和侧后袭击；
    作战力量主要是第9兵团的两个军，分别在长津湖以西和以北集结，并与已在该地区的第42军协同作战。
    在志司看来，面对美军冒进的情况，最佳策略是将第1陆战师引至旧津里及其北部地区作战，拉长其战线，便于东线志愿军集中兵力从其侧后发起迂回攻击；
    若美军不冒进，则应将攻击重点转向南部的五老里，切断其深远后方的退路，从而在长津湖东西两侧及其南部，形成围歼第1陆战师主力的态势。
    然而，随后作战的进展并未按预定计划进行。
    首先，第1陆战师进入长津湖地区后，主攻方向并未朝北推进，而是改向西方，迫使第9兵团不得不将作战重心相应向西调整。
    其次，由于西线作战的需要，原本在东线作战的第42军未能留在长津湖地区配合第9兵团行动，而是全部撤出东线，调往西线德川和宁远战场。同时，第9兵团的部队也未能深入到可以对五老里进行侧后攻击的位置。
    从战役全局来看，第42军调往西线，进一步增强了西线作战的力量，为在德川、宁远方向顺利打开战役缺口，并为取得清川江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42军西调，却削弱了东线的战场力量。
    42军主力入朝后，一直在东线作战，已熟悉敌情和战场环境，并占据了较为有利的阵地，既能从正面阻击敌军，又能从翼侧威胁敌人的侧后方。
    42军调离后，阵地仓促移交给了刚抵达长津湖战场的第9兵团部队，行动衔接上存在困难，并且迫使第9兵团分兵填补42军留下的空缺，导致攻击兵力分散。这一情况对之后的长津湖之战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这期间，志司根据敌情变化，不断调整东线作战构想。
    在11月8日10时电报中，将第9兵团作战指标确定为歼灭美军4个团，分两步执行：第一步，首歼第1陆战师2个团；第二步，再歼来援的第7师2个团。大将军指出“此役关系重大，不可迟延”，这句话，对宋时轮来说，当是沉甸甸的。
    第9兵团在各项准备均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出动入朝，这一状况对后来的作战行动影响甚大，以致造成严重损失。战役结束时作总结，部队有一种埋怨情绪，认为兵团领导不体恤下级，“只顾上情，不顾下情”，有“个人英雄主义”。
    宋时轮解释道：“当时局势危急，如不迅速入朝作战，东线发生意外，影响西线战斗，直接有关整个朝鲜战局。故我兵团为了情况的紧急需要，不得不仓促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