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顿午饭，就在徐智摩与李氏夫妇的“刀光剑影”之中落下了帷幕。
餐毕，徐智摩轻抿了一口茶水，转而向李斯年问道：“斯年，你下午可有什么安排？”
李斯年也品了一口极品龙井，眼神中透出一丝闲适，回答道：“倒是空闲，有何贵干？”
徐智摩微微一笑，说道：“我打算去拜访一下老同学朱自清，不知你可有兴趣一同前往？”
李斯年小说刚刚写完，正好无事，便答应道：“好啊，你说的是那位在北京大学时的同窗吧？你们很熟么，没怎么听你提起过他。”
“正是，”徐智摩点头确认道：“我当时读的是法科，而他则是在哲学系。后来我读了不到两年，就去米国留学了。因此与他虽是同窗，却算不上十分熟稔。不过，去年我曾向他所主编的《诗》月刊投稿数次，还算有些交集。”
李斯年好奇地问道：“此次拜访，所为何事？”
徐智摩答道：“自然是为了约稿啊。回京之后，我计划着手创办咱们‘新月社’的社刊，想去看看他近期是否有新的作品。去年年底，我曾几次向他发出约稿邀请，可惜都未得到回应。”
李斯年略一思索，说道：“他自己本身就是诗刊的编辑，何必给别人投稿呢？”
徐智摩叹了口气，解释道：“之前确实是这样。但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出版行业亦受到波及，加之新诗创作陷入某种程度的疲态。
他们的《诗》月刊运营得颇为艰难。上次通信时，他还提及，恐怕不出两个月，刊物就要面临停刊的困境。”
去年李斯年刚回国时，国内棉纺织业便已初现危机，至年底，这场危机终于全面爆发，不仅影响了棉纺织业，还波及到了其他新兴的民族工业。
相比之下，李斯年的老丈人在他的建议之下，转向开发高端面料和成衣市场，不仅成功规避了危机，还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而荣氏兄弟，亦在李斯年的建议下，通过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拓展，改革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并引入流水线生产模式，也同样成功抵御了危机的冲击，甚至还扩大了生产规模。
过年期间，李斯年随大哥前往荣家拜年时，还向他们提出了开发成衣专攻海外市场的建议，得到了荣氏兄弟的积极响应。
然而，并非所有的棉纺织厂都能如此幸运。
在这场危机中，许多设备陈旧、产能落后的纱厂纷纷破产倒闭，其中不乏一些历史悠久、名声在外的老厂。
李斯年听后，仍有些不解地问道：“咱们新月社不是发展得挺好的吗？你的《诗镌周刊》之前销量不是一直很可观吗？”
徐智摩摇了摇头，说道：“那主要是因为年前我们举办的几场诗歌主题沙龙活动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收到了不少佳作。
再加上你、我，还有闻学长，以及子沅、子离他们几位佳作频出，才得以维持这么高的销量。
但近两年，新诗的创作环境确实不如前几年了。
现在，也就咱们‘新月社’和去年在杭州成立的‘湖畔诗社’还算比较活跃，比起五四运动后的那两年，可是冷清多了。
胡学长也是看到了这种形势，去年才邀请我去北京，共同组建咱们新月社的。”
“湖畔诗社”是去年三月份由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这四位年轻人在杭州的西子湖畔创建的新诗社团。
虽然现在成员只有他们四人，但在诗坛上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
他们效仿的是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中的湖畔派三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的风格，以讴歌纯真的爱情和友谊，表现人性的爱与美为主题。
这四个人都擅长创作抒情短诗，他们的作品在年轻读者中颇受欢迎。
汪静之的诗歌创作平正而缠绵，充满了对爱情的深情咏叹和对自然的细腻描绘。
冯雪峰的诗歌则展现出一种自然、流利，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
潘漠华的诗歌风格稳定、缜密，注重诗歌的内在结构和情感的深沉表达。
应修人的诗歌则以其轻倩真朴的风格独树一帜，他以一颗天真的心面对自然和爱情。
去年年中，他们共同出版的第一本诗歌合集《湖畔》在新诗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它是新诗史上的第五本诗集。
前四本分别为胡适的《尝试》、俞平伯的《西还》、康白情的《草儿》以及郭沫若的《女神》。
《湖畔》以其真挚的感情、明快清新的风格，拨动了广大青年的心弦。
对于那些追求爱与自由的青年一代来说，《湖畔》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湖畔》的出版不仅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还得到了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等文学界名人的高度评价。
他们纷纷写信致贺，对湖畔诗人的作品表示赞赏和肯定。
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湖畔》的销售量就接近了2000册，初版印刷的3000册很快便销售一空，并很快进行了再版。
李斯年说道：“他们的诗集《湖畔》我有幸读过，确实非常不错，独具一种单纯、清新、质朴的美，让人印象深刻。”
徐智摩听后点了点头，说道：“嗯，等回京后，咱们下次新诗主题沙龙活动，可以组织社员们一起阅读品评一下他们的诗歌。”
李斯年想了想，说道：“槱森，既然《诗》月刊的现状如此，那你何不将你那位老同学请去北京呢？邀请他加入咱们新月社，和你一起筹划咱们的《新月》诗刊。
他既能写诗，又是专业的编辑，相信他的加入定能为我们的诗刊增添新的活力。”
徐智摩听后赞同道：“我正有此意，所以才拉上你一起去找他，你也帮我好好劝劝他。”
李斯年笑着说道：“好啊，我早就想认识一下他了，去年我在《京报》的时候，还审过他的稿件呢，就是那篇《背影》，写得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