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西南夷道
作者:轻湮雨   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最新章节     
    拜蒙为郎中将……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
    ——《史记·西南夷列传》
    元光四年(前131年)四月,丞相田蚡死后,汉武帝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代理丞相事务。虽说韩安国在此前廷辩时的表现,让汉武帝很是失望,不过他这种性格之人,反倒更为听话,这对汉武帝来说十分重要,何况自文景两朝以来,由御史大夫继任丞相,便已经成为了朝廷惯例。
    然而,韩安国也算时运不济,还没来得及正式被拜为丞相,便因为在给汉武帝引导车驾时,不慎从车上摔了下来,由于腿部受伤而行动不便,根本没有办法署理政务。于是,汉武帝又于同年五月任命开国功臣广平侯薛欧之孙、平棘侯薛泽为丞相。
    同年九月,在御史大夫韩安国因病无法履职的情况下,汉武帝又任命开国功臣安丘侯张说庶子张欧为御史大夫。张欧和薛泽虽为功臣之后,但却皆为老实本分之臣。
    至此,汉武帝彻底摆脱掣肘,开始真正大权独揽,而内朝的权力也就此渐渐压过外朝。
    神奇的是,就在汉武帝任命张欧为御史大夫后不久,韩安国的伤便好了,汉武帝便又任命其为中尉,主管京畿地区的治安。
    元光五年(前130年),巴蜀地区西部的邛人和筰人的部落酋长先后请求内附,汉武帝接到奏报十分高兴,立即命令司马相如出使西夷诸部落,毕竟这种化外部落的主动归附,乃是帝王声威远播的象征。
    关于邛人和筰人的主动归附,还得从汉武帝出兵闽越说起。
    建安六年(前136年),由于闽越出兵攻打南越,南越向朝廷求援,汉武帝遂派王恢、韩安国率兵攻打闽越。
    期间,王恢曾派番阳县令唐蒙去向南越王通报汉军的进军情况,南越君臣得知汉朝出兵大为振奋,对唐蒙热情招待,为唐蒙准备了精美的餐品,唐蒙在其中意外的发现了枸酱。
    番阳县属豫章郡,地处汉朝东南,距离越人所在并不算太远,长期在此任职的唐蒙,知道枸酱并非越人所产,便随口询问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南越人回答说,“是从西北方向经牂牁江(即北盘江)运来的”,并告诉唐蒙牂牁江很宽,从南越都城番禺城近旁流过,大船可以直接行驶到番禺城下。
    后来,唐蒙返回京师长安述职,在与来自蜀地的商人闲聊时,又想起此事,已经得知枸酱产自蜀地的他,便询问商人是否知晓枸酱为何会出现在南越。
    商人回答说,“枸酱乃是蜀地的特产,有不少商人为了获利,常常私自携带枸酱出境贩卖给夜郎等西南部落,想必南越的枸酱也是从夜郎流传过去的吧”。
    听到此话,参加过上次征讨闽越战役的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南越之所以能够长期孤悬在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距离朝廷很远,朝廷对其鞭长莫及。当时,朝廷想要出兵南越,必须绕道中原经楚地南下,由于距离太远,不仅耗时良久,而且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再加上南越在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这才让其有恃无恐。要知道当初秦始皇为了征服百越,先后两次抽调了六十万大军,又征调军民开凿灵渠,耗时数年才成功,极大损耗了国力。
    所以,如果能够打通从蜀地通往南越的道路,经牂牁江直抵南越都城番禺城下,无疑将会给朝廷出兵南越带来极大的便利。
    为此,唐蒙便又继续问道,“经常有蜀地的人前往夜郎经商吗?都说蜀道难行,却没想到从蜀地到南越的商道如此通畅。”
    商人笑着回答道,“您没有去过蜀地吧,蜀道确实难行,但水路却不存在问题。夜郎靠近牂牁江,那牂牁江宽一百多步,行船是毫无问题的。”
    唐蒙又问道,“南越国既然与夜郎来往如此密切,那对蜀地不会构成威胁吗?”
    商人摆了摆手,说道,“南越与夜郎的来往确实比较密切,南越国也常常想利用财物来引诱和支配夜郎,而且向西一直影响到了桐师人的居住地,不过双方虽然关系密切,但南越国力有限,尚无法让这一地区成为南越的臣属国,况且夜郎国自诩为大国,岂会对南越俯首听命。”
    唐蒙又与商人闲聊了一阵,待搞清楚了详细情况之后,这才上书汉武帝说,“南越王公然僭越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黄屋左纛,坐拥东西长达万余里的地区,名义上是朝廷的外臣,实际上却是地方之主。朝廷若是想要征服南越,目前只有从长沙国、豫章郡出兵讨伐,然而由于水路大多淤塞断绝,恐怕难以实施,如果朝廷大军可以进入夜郎,再乘船顺牂牁江而下,经夜郎攻取南越,则不失为一条奇计。臣听说夜郎兵民总计只有十余万人,如果凭借朝廷的军威,再加上巴蜀地区富裕的经济力量,想要打通夜郎的道路,在那里设置官吏实施统治,应该不会太过困难。”
    汉武帝虽然不太了解西南局势,但如果唐蒙的计划真的可行,便可对南方越人从西北部形成半包围之势,对于稳定东南边境,乃至于解决越人问题都有着巨大的战略价值。
    彼时,“马邑之围”后汉匈冲突愈演愈烈,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匈奴,汉朝就必须确保汉朝东南边境的稳定。鉴于这种形势,汉武帝便同意了唐蒙的建议,下诏任命唐蒙为中郎将,拨给他士兵一千余人和负责后勤运输的民夫一万余人,命其全权负责经略南夷事宜。
    当时,在四川盆地西部的青藏高原和南部的云贵高原,虽然分散着大量或大或小的部落,但受地理因素影响,自先秦以来,无论是周朝、秦朝还是汉朝,除了秦朝曾短暂将夜郎国和部分夷人部落纳入统治外,其他绝大部分时期,中原王朝在西南方向的统治,始终被局限于四川盆地,再难向外扩张,无论是对于四川盆地以西的西夷,还是对于四川盆地以南的南夷,影响力都极为有限,这些地区相较于中原来说,仍属于化外之地。
    西南夷所处的云贵高原地区,地形极为复杂,不仅多为丘陵山地,而且海拔起伏极大,这种崎岖的地形不仅使得汉朝无法有效辐射这一地区,而且严重限制了当地部落的发展,以至于汉朝时期该地区发展水平普遍较差,即便是环境相对较好的滇国和夜郎国,仍然保持着半游牧和半渔猎的生产方式,至于更加偏远,散落于崇山峻岭之间的夷人部落,生产方式则更为落后。
    唐蒙领命之后,便率领士兵和民夫,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开启了寻找夜郎和西南夷各部落的艰难旅程,经过艰难跋涉,唐蒙这才率领队伍经筰关进入了夜郎境内,见到了夜郎侯多同。
    出发之前,唐蒙已经向蜀地官民详细打听了夜郎国及其周边部落的情形,在得知这片地区生活的百姓十分困苦后,唐蒙携带了大量丝绸等珍贵礼物。抵达夜郎之后,唐蒙将这些物品以朝廷赏赐的名义,送给了夜郎侯和周边小部落的首领,同时向他们广泛宣传汉朝的广阔和强大,借机提出由朝廷在当地任命官吏,并让多同之子担任县令的建议。
    夜郎虽然与西汉素有来往,但更多只是民间商业层面的来往,双方在国家层面并无太多交集。无论是夜郎侯多同,还是夜郎国的官员,对于幅员辽阔的西汉实际上全都知之甚少,根本无法理解西汉的强大和富庶,自然也就对西汉没有所谓的敬畏感。
    不过,生活在西南边陲,生产方式极为落后的他们,对于唐蒙带来的各种物品却是极度的痴迷,尤其是那摸上去柔软丝滑、看上去绚烂高贵的丝绸,让他们无比向往。
    夜郎贵族们在得知了唐蒙的来意后,认为夜郎与西汉之间山高路远、道路险阻,即便汉朝再强大,也不可能彻底占有这片地区,而自己却可以借此得到许多此前都不敢奢望的财富,那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多同与那些夜郎贵族商议之后,在财富的驱使下,立即便同意了唐蒙的提议。
    说服了夜郎贵族的唐蒙,返京向汉武帝汇报,汉武帝大为高兴,立即下令在夜郎设立犍为郡,同时征发巴、蜀两郡士卒修筑南夷道。
    早在战国时期,秦昭襄王嬴稷派兵夺取巴蜀之地,此后蜀郡太守李冰修筑都江堰,使得巴蜀地区迅速富庶了起来,后来为了讨伐楚国,打通向长江中下游输送粮食的航道,李冰采用积薪烧岩的原始办法,开山凿岩,沿着岷江修筑了从成都到宜宾的道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作为基建狂魔的他,又于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命令将军常頞出使夜郎,在夜郎设置夜郎、汉阳二县,将该地区纳入秦国统治,同时又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对今宜宾经毕节至曲靖一段的道路进行了改造,这便是着名的“五尺道”。
    汉武帝下令修筑的南夷道,也称唐蒙道,即修筑一条从四川宜宾通往夜郎境内牂牁江的通道,该条道路前半段为秦朝从宜宾到大关县已经几近荒废的五尺道,在对其进行拓宽翻修之后,再从大关县向南修筑新的道路,一直到达牂牁江。
    相较于秦朝的五尺道,汉武帝下令修筑的南夷道不仅绵延一千多里,而且考虑到军队通过的原因,修筑质量要求极高。由于地理条件的影响,道路修筑本就困难,朝廷虽然调集了数万人参与道路修筑,但由于工期太紧,再加上官员逼迫太甚,导致大量士卒役夫死亡,剩余的士卒民夫也纷纷因不堪驱使而逃亡。
    元光五年(前130年),唐蒙为了确保道路修筑完成,防止士卒役夫继续逃亡,采取暴力手段予以镇压,以战时的法令制度诛杀了逃亡士卒的头目,结果引发巴蜀地区的急剧动荡。
    汉武帝得知消息,立即命巴蜀出身、已经担任郎官数年的司马相如前往巴蜀地区,借助司马相如在巴蜀地区的影响力安抚民心,同时对唐蒙严加训斥。司马相如抵达巴蜀后,以朝廷名义发布了《喻巴蜀檄》,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这才使得巴蜀地区重新趋于稳定。
    同年夏,司马相如完成安抚巴蜀工作后,返回京城向汉武帝汇报处置情况。
    恰在这时,邛人和筰人的部落酋长听说了南夷和汉朝结交,得到很多赏赐的消息,这才上书表示愿意归附汉朝,请求朝廷仿照统治南夷的模式,也在他们居住的地区任命官吏。
    由于司马相如刚刚从巴蜀返回,汉武帝遂就此事征询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表示,“邛、笮、冉駹等部落距离蜀郡较近,道路也容易开通。秦朝时便已经开通道路,在那里设置过郡县,直到汉朝以来才罢废。如果现在真的能够重新开通,在那里设置郡县,将胜过夜郎等南夷地区”,并向汉武帝提出了趁机开通西夷道的建议。
    汉武帝于是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皇帝符节出使西夷。司马相如遂奉诏和副使王然等人乘坐驿车,利用巴蜀两郡的财物收买西夷各部落,使得邛、筰、冉駹、斯榆等部落酋长纷纷归附,作为汉朝的臣民。
    汉武帝闻讯大喜,下诏命令司马相如征调士卒和役夫,拆除原有旧关隘,新设立的关隘向外扩展,西部到达沫水、若水,南至柯江为界,于此设立了一个都尉、十多个县,全部归于蜀郡。同时,对已经废弛的滇蜀原有商道进行修整,重新打通了从蜀郡治所(今成都)至邛筰(今四川西昌)的零关道。
    虽然由于此后西汉与匈奴的战争,朝廷对于西南夷的开发时断时续,但经过唐蒙和司马相如的努力,随着南方丝绸之路初见雏形,朝廷对于西南地区的辐射和影响力得到了显着加强,不仅有效经略了西南地区,同时也间接确保了东南越人地区的稳定,这无疑给朝廷对匈奴用兵提供了坚强的保障。